(4)儘可能地試圖與其他作品進行對話
在取得繪畫技藝過程中，觀摩、模仿優秀大師的作品是主要的培養課程，其原因正在於技藝有許多未明言的面向，並不能被簡化為若干高度形式化的規則。簡單地說，臨摹就是一種透過範例(exemplar)的學習過程，學習者需要不斷地注意範例的細節處理與整體佈局，並且將自身放置在範例作品與自己作品之間來往比較。
在知識技藝的培訓過程中，與其他作品進行對話也是十分重要的。在《社會學的想像》中，Mills(1959: 202)以自己構思《權力菁英》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在廣泛地閱讀了Mosca, Schumpeter, Veblen, Marx, Lasswell, Michel, Weber, Pareto等古典政治社會學者之後，Mills做了許多閱讀筆記。他指出，這些思考對話可以有三方面的助益，(1)學會有系統重述某個學者的說法；(2)提出接受或反駁某些論點的理由，(3)將別人說法視為自己未來研究的啟發。這也就是說，要提出有原創性的論點，是需要建立在對於某一研究領域作品的熟悉基礎之上，而且需要將他人的說法吸收、轉化，仔細分辨出自已與他人的異同之處。就這個意義而言，通曉既有的研究文獻即是要知道「每一種論點的支持者與反對者」(Mills 1959: 214)。
在此，筆者有類似可以分享的經驗。《綠色民主》的第四、五、六章是以政治機會結構的觀點來探討不同政治轉型階段中的環境運動發展，亦即是自由化時期(1987-1992)、民主化時期(1993-1999)、政黨輪替之後(2000-2004)。所謂的政治機會結構，即是政治體制的開放性程度，以及其對於集體行動者所帶來的限制或助益。我相信，這個概念對於理解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是重要的，因為近二十多年來的權威解組大變動，深刻地形塑出社會運動的風貌。在博士論文階段，我只有處理到1998年為止。在那個時候，我就遇到了一個分析架構上的困境。一方面，八○年代末期的本土研究作品就已經採取十分類似的觀點，它們試圖解釋為何解嚴後會有大量的人民抗爭出現，但是仔細閱讀即可發現，不少研究作品的架構仍然很粗糙，根本沒有解釋其產生影響的具體機制。因此，這些作品被貼上了「政治決定論」的標籤，儘管其研究者並不一定有這樣的意圖。第二，在國外的政治機會結構幾篇最重要的經驗研究中，例如McAdam(1982)、Kitschelt(1986)、Tarrow(1989)、Kriesi et al.(1995)，幾乎沒有一個共同定義與觀點。有些學者認為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用來進行靜態的跨國比較，有些作品則是側重單一運動的動態發展解釋；有些學者用其來解釋社會運動的出現，有些則是重視社會運動的影響。更重要地，到底什麼是政治機會結構的要素，也是眾說紛紜。在博士論文階段，我直接將這個概念操作化為抗議處理、政策回應、國家組織、政治聯盟者四個變項的總合，但是卻沒有提出說明的理由。我同時強調政治機會結構是與社會運動的策略處於一種互動狀態，換言之，既定政治局勢限制了動員的可能與規模，但是在特定情況下，社會運動有可能改造不利的局勢。這樣的說法很顯然是為了避免被貼上「政治決定論」的標籤。
在完成了博士論文之後，我知道自己仍無妥善說明什麼是政治機會結構，這個概念性的問題了一直困擾著我。我後來閱讀了更多的相關文獻，發現這個問題在九○年末期的美國社會運動界也激發好幾場的大辯論(例如1999年的《社會學論壇》(Sociological Forum)就出版了一個專號，在其中不同立場的學者毫不客氣地針鋒相對)，甚至有人建議乾脆直接丟棄這個概念。由於我的觀察對象是台灣的社會運動，而且我相信，如果沒有將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先釐清，我們是無法了解特定運動的意義。因此，我所選擇的立場是，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仍需要被保留，但是批判者的諸多質疑是需要被認真面對的。後來，我寫了一篇關於政治機會結構的文獻回顧文章，其中我主張，(1)這個概念是有預設的，亦即是「抗議是政治弱勢者的手段」，而且「政治體制總是有選擇性開放」。(2)機會的概念不同於資源，國家中心論是其最重要的預設。(3)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是有一些核心的成份，在這個前提下，每一個經驗研究者需要根據對象之差異，自行量身設計。(4)政治機會結構只能解釋特定的問題，研究者要特別注意短期事件的影響、製造機會的可能性等其他因素。這一篇文章在修改之後，收錄於筆者的《社會運動概論》第五章。我自己認為，如果不花時間處理這個棘手的概念性問題，試圖在諸多的文獻中理出一些規則出來，我不會有把握能夠再以相同的觀點，來審查政黨輪替之後的環境運動。
此外，與其他作品的密切對話也可能有助於釐清自己的立場。其他學者的成果也可以當成一面鏡子，呈現出自己所未意識到的缺點。在過去幾年內，筆者很幸運地有機會與社會學先輩李丁讚教授進行對話。很湊巧地，李丁讚也關切環境運動的問題，並且試圖從其中理解台灣社會力發展的軌跡(李丁讚、林文源 2000、2003)。對於他而言，社會運動與公共領域有一點有類似，都一種試圖建構生活世界自主性的集體努力(李丁讚 2004、2005；吳介民、李丁讚 2005)。因此，自主性的社會力也就構成了我們觀察台灣民主的重要指標。
在這幾年內，筆者很榮幸有機會在學界的場合中與李丁讚互動；有幾次我是評論他的著作，有幾次則是他審查、評論筆者的作品。在期刊論文投稿過程中，其他審查人也會鼓勵我多與他的作品對話。有一點是我很感謝的，即使李丁讚與我並沒有過去的私交，但是他卻很寬容我在許多研究問題上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場。李丁讚與我的歧異是涉及了許多的層面，從理論預設(社會運動的定義)、研究結論(環境運動的發展趨勢)、到經驗資料的詮釋(要如何解讀台灣環境保護聯盟、香山工業區開發案等)。對於筆者而言，這些差異的意義並不是在於可以判定誰對誰錯，而是在於提供了一個自我檢視的機會。到底我的說法是否是前後一致？是否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撐的我命題？假設有其他人要用他的說法來攻擊的我的論點，我是否仍能夠站得住腳？
反覆思量之後，筆者發現，其實李丁讚與我的看法並不是完全對立的，有些地方我們是具有共識，而歧異之處反而是突顯了我們事先的預設之差異。我認為，我們的歧見存在於下列的諸點：
1、環境運動的文化根源。李丁讚認為，環境運動的出現不能只由外在的政治控制鬆動來解釋，而是涉及了一套人民的草根學習，亦即是由「受害的身體」到「權利的身體」的集體詮釋過程。我同意，草根群眾的自發性是關鍵，而且他們提出了一套不同於專家學者的環境解讀。但是我更重視先天的文化遺產與傳統要素，因為所謂李丁讚所指出「環境權」其實暗中預設了某種目的論的觀點，直接假定西方的、現代的權利觀是人民學習的終極產物。基於這個理由，我特別在《綠色民主》中以第三章來重新詮釋傳統宗教文化對於後勁反五輕運動的影響。
2、環境運動在九○年代的發展。李丁讚與我都同意，到了民主化時期，台灣的環境運動變得更可以預期的，暴力程度也降低許多。李丁讚將這個轉化稱為「社會力的馴化」，其關鍵是來自於環境團體組織化所帶來的理性化，專業意見開始取代了不滿身體所激發出來的暴力。相對地，我將這個時期的發展稱為「制度化」，環境運動不再是某種過渡的、異常的現象，而進一步整合成為常態民主生活的一部分。我所採取的解釋途徑是政治機會結構的觀點，由於抗議處理的例行化、反對黨的轉型、未開放的環境決策制度等因素的總合，使得環境運動走上了更為穩定的道路。
3、環境民主化的未來。李丁讚與我都主張，台灣環境運動的下一步應該是放棄政治抗爭途徑，回歸市民社會本身，但是我們對於什麼是所謂的市民社會，卻存在完全不同的認知。從社區運動的研究出發，李丁讚強調公共領域溝通的重要性，而其前提正在於「誠意」明確地被雙方感受到，產生情感信任的互動。相對地，我卻主張，當代台灣的市民社會已經分化成為諸多自主的領域，例如消費、投資、勞動、醫療、法律、宗教等。這些領域越來越不受到政治力的干預，開始依據其獨特性的法則運作。因此，環境運動應該面對多元而分歧的市民社會，並且在不同的領域中進行支持環境的力量。
追根就柢而言，李丁讚與我的差異認知是來自於最基本的預設，亦即什麼才是環境運動。對於他而言，環境運動是「社會力」的一種表現，其本質在於追求社會生活的自主性。相對地，我則是以抗爭政治的觀點來看環境運動，它不外乎是一種追求環境利益的集體行動。我在《綠色民主》的第一章說明了這個立場。我相信，從他的角度來看，我的定義是太簡約了，也太唯物論取向，因為我所重視的是一種被排除利益的政治表達。同樣地，從我的立場來看，李丁讚的定義具有太多的規範性承載，似乎要求環境運動太多東西了。但是無論如何，預設本身原先就不是用來判定對錯的，重點在於是否能充份、合宜地適用於要解釋的對象。儘管在基本立場上，李丁讚沒有被筆者所說服，筆者也沒有因為他而改變；但是從與李丁讚的對話中，我卻學會了更有系統地、更前後一致地處理自己的論證，也發掘了自己以前所忽略的面向。就這一點而言，學術對話本身仍是培養知識技藝過程中十分關鍵的要素。
結論
隨著台灣民主體制的逐步確立，社會運動作為一種政治意見的表達形式，也越來越常見。在八○年代初期，專業中產階級開始採取更積極的社會參與，推動了消費者運動、婦女運動、保育運動。到了解嚴的前後，更弱勢的社會成員，例如勞工、污染受害者、原住民、大學生、教師、農民、二二八事件受害家屬等紛紛採取社會運動的形式，他們要求以往被剝奪的權利。在九○年代中期，社會運動開始轉向更日常生活的議題，一方面運動者轉向基層社區，出現了社區重建運動、地方文史運動、社區大學等議題，另一方面，在專業領域中了出現了改革的呼聲，例如教育改革、司法改革、媒體改革、醫療改革等運動無不是由專業工作者推動的。此外，在這時期，一些被高度邊緣化群體，例如同志、公娼、拆遷戶等，也陸續加入了社會運動的潮流。在二○○○年之後，政權的政黨輪替也帶來了社會運動的政黨輪替。在近幾年內，泛藍的群眾遠比泛綠的群眾更常走上街頭。可以這樣說，民主化帶來了社會運動普及化，越來越多的社會群體開始採用這種政治語言，無論他們所追求的集體目標是什麼。
不管研究者本身的價值偏好，社會運動即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更普遍化的社會運動，意味著我們日常生活每一個面向都受到有意識的審視，成為許多力量共同競逐的標的物。一旦我們忽略這股集體力量所帶來的種種挑戰，變遷的過程就無法被清楚理解。另一方面，隨著台灣學術研究機構的成長，越來越多研究者的投入，本土社會運動的種種風貌應該可以獲得更詳盡的釐清。筆者相信，只要依循Mills所揭示的知識技藝觀念，運用更多的社會學想像，我們將會更深入地掌握台灣社會的脈動。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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