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研究的社會學想像
何明修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從冷漠與不安到積極動員
眾所皆知，美國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 (1959)提出「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的說法。在他看來，社會學所培養的應該是一種普遍的心智特質，能夠將個人的煩惱 (troubles) 與公共的議題 (issues) 連結在一起，如此一來，我們便能夠掌握個人傳記與社會歷史的互動，從更廣大的視野來理解私人生活困擾的種種源頭。Mills認為，社會學想像構成了古典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關懷，例如馬克思關切資本主義下的人類異化，並且尋找一種集體解放的途徑，而韋伯則是注意到當代科層體制的壓迫性格，更制度化的規則拘禁了心靈的創造力，也使得我們的日常生活變得更為平淡無奇。但是美國現代社會學卻背離了這個傳統，一派學者專注於概念的邏輯堆砌，這種「大而無當的理論」(grand theory)不但與社會現象脫節，同時也生產了一些詰屈聱牙的文字；另一派則是注重統計技巧的經營，「抽象經驗主義」(abstracted empiricism) 只在意方法的創新，卻沒有提出更深刻的問題解答。無論是對於理論概念或是統計方法的崇拜，這兩種取向都是捨本逐末。正是由於缺乏社會學想像，「我們所身處的社會是什麼樣的形態？」、「構成社會的個體又會產生何種的煩惱？」，這些最基本、但是卻十分關鍵的問題卻沒有被妥善處理。
可以想像地，對於當時的美國主流學界，Mills所謂的社會學想像是極大的挑釁。想像力難道不是小說家所運用的技巧嗎？他們需要用文字創造出自己從沒有經歷過的場景與人物。好的小說最起碼總得要說服讀者，使他們接受故事本身是合理的。在學術政治的場域中，主流社會學需要向已經高度建制化的自然科學搶地盤，他們被迫以科學之名來正當化社會學的地位。在他們看來，Mills無疑是「扛著紅旗反紅旗」，一方面高舉社會學的鮮明旗幟，另一方面則是摧毀了其科學性的宣稱。事實上，不只主流學界如此看待Mills，連六○年代興起的新左派運動成員也抱持這種看法。在1962年，四十六歲的Mills英年早逝；但是早在之前，他已經成為新崛起的新左派青年所公認的文化英雄之一。Gitlin(1987: 174)就指出，Mills的迷人之處即在於他是學院體制中的局外人，他不但保持個人鮮明的個性，他對於美國五○年代富裕社會的針砭，更是對於後續的抗議浪潮，產生了關鍵性的知識啟發。
在《社會學的想像》一書中，Mills列舉了許多事例，來闡釋什麼才是他所謂的社會學想像，但是他卻沒有提到任何一個社會運動的例子。在Mills的其他著作中，社會運動的可能性(亦即是一個群體如何團結起來，並且形成一股能夠改造既有壓迫結構的集體力量)卻是他所關切的。例如，在研究工會的著作中(Mills 1948[2001])，他試圖評估美國工會組織是否有可能扭轉美國戰後的保守化社會氛圍。在處理美國中產階級的專書中(Mills 1951)，他關切當時的白領工作者的處境，他們受到種種科層化體制的限制，專業者任職於各種販賣腦力的公司(Brains. Inc.)、大賣場其實是銷售業務人員的人格、辦公室人員則是置身於巨大的檔案堆之中。在這一本書的最後，Mills(1951: 324-354)也對於美國中產階級的行動能力進行評估。他發現由於缺乏集體意識，他們只能扮演政治上的後衛(rearguard)，而無法主動爭取他們的權益。換言之，儘管Mills的主要寫作背景是保守封閉的五○年代，但是他仍然關切集體行動的議題。
更進一步來看，《社會學的想像》所描述的五○年代美國社會，其實是充滿了社會運動風潮爆發之前的各種徵兆，其中Mills(1959: 11-13)特別指出，「冷漠」(indifference)與「不安」(uneasiness)是當時普遍的氣氛。根據他的說法，不安是起源於對外來威脅的感受，但是不知道自己所珍惜的價值為何，而冷漠則是即沒有感受到威脅，也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因此，無論是冷漠或不安，都是缺乏一種文化導引，無法說明人們積極投入一個比自身更龐大的集體志業之中。基於這個理由，Mills一方面闡明理性與自由作為民主社會的根本價值，另一方面則是鼓吹社會學想像的作用，冀望研究者能夠進一步發掘正在威脅理性與自由的各種社會力量。
《社會學的想像》的主要讀者是知識公眾，Mills希望能普及化社會學的學院知識，幫助更多人以更宏觀的視野審視自身的處境。從冷漠、不安到啟蒙，社會學想像的作用即是帶來知識上的解放，將個人所面臨的煩惱理解為一種普遍的公共議題。就這一點而言，社會學想像的效果是十分類似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因為社會運動也需要這樣的觀點轉化，使得面臨社會壓迫情境的個體相信，他們的不幸遭遇並不是個人的宿命，而是某一個群體被邊緣化、被排除的後果，因此，他們可以透過集體的力量來爭取被剝奪的權利。換言之，社會運動追求現實上的解放，但是這個目標卻是要以知識上的解放作為前提。
進一步來說，Mills所謂的不安其實也是一種面臨結構性壓迫，但是卻又找不到適當語言來加以表述的情境。美國第二波婦女運動領袖Betty Friedan([1963]1995: 33-55)提出這樣的發現：隨著戰後的社會保守化，受到高等教育的婦女被迫放棄自己的事業，扮演賢妻良母的傳統角色。Friedan發現，儘管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這些家庭主婦過得並不快樂，許多人看心理醫師，或者是需要依靠鎮定劑入睡。Friedan稱這種現象為「一個莫可名狀的問題」(a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因為性別壓迫是許多婦女所共同遭遇的，她們各自以私人的方法來面臨或解決；但是卻鮮少有人能夠明白說出這些集體的經歷，更遑論能確切地指認出父權體制的作用。也正是由於Friedan清清楚楚地指出個人問題的集體根源，「當一堆現象居然能以一個名字來貫穿解釋，生活在矇矓不滿中的女人就豁然開朗了。思想通了，行動就有了落實的可能……婦女也就『名』正言順地造起反了」(成令方 1995: 4)。
在這一篇文章中，筆者不是關切如何運用社會學想像來推動社會運動。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實踐問題，但是並不是一個知識問題。回到學術研究的脈絡，《社會學的想像》一書不只是抨擊當時實證主義主導的美國學界，更重要地，Mills自己也提出了一套如何進行好的研究之操作方式。簡單地說，Mills認為，社會學應該是培養一種知識技藝(intellectual craftsmanship)，而不是訓練某種處理資料的技巧。筆者認為，既使是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Mills所列舉的各種知識技藝仍是擲地有聲，對於社會運動研究具有相當的啟發性。
在接下來的部分，筆者將要以個人的研究經歷來說明社會學想像的研究運用。在過去幾年中，我分別進行了台灣的環境、勞工、教改等運動的研究。主要成書的作品包括三個面向：第一，社會運動的理論。在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中，我梳理了各種探討社會運動的取向，並且以組織、文化、機會、個體與集體的關連性等研究議題，加以總合剖析(何明修 2005)。第二，台灣社會運動的歷史。在過去兩年內，蕭新煌教授與筆者共同負責國史館所委託的《台灣全志社會志社會運動篇》之撰寫。這篇著作整理了台灣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到政黨輪替之間的各種社會運動，比較多的篇幅仍是放在八○年代之後的發展(何明修、蕭新煌：forthcoming)。第三，台灣環境運動的政治歷程。今年夏天，群學出版社預計出版筆者的《綠色民主》，內容是探討台灣環境運動近二十年來的發展。本書是綜合了過去筆者六年來對於環境運動的各種觀察，三個主要的質問引導本書的章節寫作：環境運動是起源何種歷史脈絡？在威權到民主的鉅變之中，環境運動扮演了何種的角色？那些道路可以通往環境的民主化(何明修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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