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對於研究對象的充份了解是最首要的工作
稱職的師傅並不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他們最重要的特質是對於份內的工作具有熟練的技藝，能夠輕鬆地解決各種突如其來的問題。師傅與學徒的差別並不在於前者通曉更多的領域，而是他們在特定的領域，擁有更精湛的造詣。Mills(1949: 121)認為，社會科學家必得要對於處理的問題有充份的理解(full sense of the problem at hand)，而不是將自己作品的價值建立在運用某一種理論或是採用某一種方法。更具體地來說，充份掌握研究對象即是需要「對於細節的細心注意、清楚表達的習慣、對於宣稱事實的質疑探索、對於宣稱事實的意義及其其他事實與觀念的影響之不懈怠的好奇」(Mills 1959: 126-127)。他進一步指出，無論是方法或理論，都像是自己國家的語言一樣；只知道如何運用是沒有什麼好吹噓的，但是如果不會說自己的母語，卻是很丟臉的事。
在社會運動的研究領域中，培養知識技藝的第一步即是對於要處理的社會運動案件進行深入的理解。到底這個運動如何產生？是誰所參與的？採取了這些抗爭手段？又是導致了何種的後果？這些基本的資料都是需要費心收集的。由於社會運動並不是高度組織化的行動，報章媒體的報導只能提供很片面的資料。其他的文獻資料，例如運動組織的刊物、文宣、傳單、手冊，以及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所獲得的質性資料，成為十分必要的。事實上，正是因為這些資料的收集是不容易的，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呈現這些整理過的內容也會被認為是有價值的。
其次，撿到籃子內的並不一定都是菜。如果研究者沒有花更多的時間來進行資料的交差比對，那麼很有可能就被錯誤的訊息所誤導而不自知。一般而言，社會運動的新聞不容易上報，上報的新聞也往往是比較煽動、渲染性的消息。就算有媒體報導沒有帶有常有的官方偏見，過度依賴特定運動者作為消息來源，也是會有偏頗的現象。舉例而言，在運動圈內眾所皆知，聯合報系某位專門跑工運線的記者，經常將某一派工運團體的消息做大，而且故意壓制另一派的新聞。另外，筆者也曾讀過這樣的雜誌文章，居然有一位環境運動者宣稱，如果沒他們的抗爭，政府就不會制定集會遊行法。會寫出這樣的報導，很有可能是缺乏背景知識的記者，將運動者所說的話做了斷章取義式的理解。
在筆者過去的研究經驗中，我通常會將所有收集到的、並且閱讀過的資料，根據不同議題的分類，建立個別的檔案，例如「重大環境爭議案件」、「重要環境立法過程」等。將資料內容消化，並且輸入到電腦檔案中是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但是這同時也是一種尋找靈感、發現線索的過程。因為整理時，你一定需要將資料分門別類地放在不同的位置，例如有些環境抗爭是涉及了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查，有些案件則是曾爆發過長期的圍堵抗爭。在歸類這些不同的案件面向時，有些時候會找到意想不到的關係，例如在1994年底環評法通過之後，出現激烈抗爭的環境爭議案件似乎變少了，而且出現流血衝突的案件又恰好是一些特意以縮小規模、化整為零的方式規避環評的開發案。假設這是一個可以站的住腳的觀察，那麼又透露出來什麼意義呢？環評的法制化是否降低了環境衝突的可能性，亦或是將衝突的爆發點移轉到其他場合呢？筆者認為，要發現這些值得深究的線索，進而要判定各種可能解答的合理性，是需要有賴於更進一步的資料整理。
對於問題充份掌握也是涉及了歷史的面向。在《社會學的想像》一書中，Mills(1959: 143)指出，「傳記、歷史與社會」三者是研究的基本座標。他對於當時實證主義研究者的最嚴厲批判之一，即是他們背離了古典社會學對於歷史變遷的核心關懷，只將視界放在當時美國社會的諸現象。Mills(1959: 146)宣稱，「所有名符其實的社會學都是『歷史社會學』」。在社會運動的研究領域中，情況亦是如此。事實上，社會運動之所以引發知識上的興趣，正是由於集體行動有可能導致社會結構的改造。社會運動總是起源於少數的異議份子，透過他們的動員與宣傳，一股要求改變的勢力儼然成形，甚至強力地扭轉了既有制度再生產的慣性。今日被普遍接受的常識，很有可能來自於昨日的異端邪說。因此，缺乏歷史縱深的社會運動研究幾乎是無法想像的；如果沒有事先釐清要研究的社會運動浮現的史前史，例如不滿與民怨在以往是如何被壓抑、社會運動與先前運動的關係，那麼將是無法提出妥善的解釋。
在《綠色民主》一書中，筆者分析了台灣環境運動在八○年代中期的浮現。要解釋其起源的因素，我們不得不回溯到運動形成之前的脈絡。在該書的第二章中，我指出(1)八○年代初期的環境污染已經促成一些集體陳情、擋路／圍堵、破壞設備、組織自衛隊等自發性抗爭。這些案件的共通性在於，不滿的群眾並沒有形成正式的組織，他們的集體行動也不外乎只是在日常生活的脈絡中拒絕順從體制的遊戲規則，因此，仍不是成熟的社會運動。(2)專家學者在八○年初期以來，開始以向公眾進行生態啟蒙，倡導一種對待環境的新觀點。(3)在黨外人士所出版的政論刊物中，種種新浮現的反污染抗爭與環境爭議被視為統治失靈的徵兆，並且被用來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指控。我花了不少篇幅處理這些歷史背景，因為八○年代中期的環境運動即是綜合了這些潮流。就以1986-1987年的反杜邦運動為例，他們從先前的自發性抗爭中學習到草根到動員的模式，從專家學者的論述得到生態學的基本原理，更是由於黨外的政治批判，將抗議的矛盾指向中央政府。很顯然，如果不能釐清先前的脈絡，社會運動發源的過程是無法被清楚掌握的。
就這個意義而言，正是由於知識技藝是以對於研究對象的充份理解為出發點，Mills才認為，理論與方法都是不能獨立存在的，它們的價值完全是取決於所要處理的知識對象。因此，「每個人都應該成為其自己的方法論學者，每個人都應該成為其自己的理論家；理論與方法應該是為技藝實踐的一部分」(Mills 1959: 224)。
就筆者的個人經驗，Mills在五十多年前的呼籲仍是發人深省的。有一次在研討會的場合上，筆者聽某位評論者振振有詞質問一篇關於性別運動的論文，「為什麼沒有用Foucault?」。無疑地，那位評論者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但是他卻忽略了這一點，好的經驗研究最首要的條件即是對於知識對象的充份掌握，以及有條理的分析。假使這項要求都沒有達成，使用再如何先進的理論(事實上，往往也只是掉書袋式的人名列舉(name-dropping)，或只是很膚淺性引用)，那也不會是一篇好的研究作品。如果一篇作品沒有建立在紮實的經驗資料之上，反而企圖用Foucault的權威來正當化自己的薄弱論述，這種企圖無異是一種知識綁架，因為Foucault就成為了被挾持的肉票，他的唯一作用是保護了孬種的研究者。此外，筆者也聽一位學界人士這樣宣稱，「很少人用那種方法來研究那種問題，我是其中一個」。我聽過他說了不少次，但是從來沒有聽到說，他到底獲得了什麼樣的結論，或者是新揭露了那些面向。很顯然，採用某種方法本身被當成是有價值的，而不是方法所帶來的分析效益。
回到Mills所談的知識技藝，筆者十分贊同他的說法，所謂驗證(verification)不外乎是「理性地說服(convincing)別人以及自己」(Mills 1959: 126)。如果不能事先就確立對於研究現象的掌握，並且以紮實的資料來證明自己的論點，不管採用那一種的理論或是方法，都只是走夜路吹口哨的舉動。
(3)原創性是來自於不同觀點之意想不到的連結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我們很難期待研究者會從無到有地「發現」了一個嶄新的現象，而這個現象又是所有當事人所完全不知道的。天文學家可以發現一個以前所不知道的星球，化學家可以創造某種自然未曾存在過的化合物，但是社會學家所面對卻是一個早就經過事先詮釋、實踐的社會世界。儘管如此，社會研究仍是重視作品的原創性，知識技藝的最理想成果也是需要具有啟發性。在此，誠如Mills(1959: 211)所揭示的，社會學想像的特性之一即是「結合沒有人認為可以結合的事物，例如德國哲學與英國經濟學所綜合而成的一些觀念」。換言之，社會學所重視的原創性即是在於，證明不同的觀點也可以用來審視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
先前提到運動參與者本身的生命歷程有可能帶來研究上盲點，但是並這不意味著他們是處於完全不知情的狀態，關鍵在於參與者往往要花更多的力量將自己的經歷對象化。不管是在宗教亦或是社會運動，信念帶來參與的力量，但是同時也意味著理智懷疑的能力局部擱置。然而，對於知識技藝的運用而言，即使是局部性的「存而不論」也會有極大的傷害，因為懷疑的態度會讓我們保持距離，有了適當的距離才有可能願意採取另一種觀點，而不只是滿足於既有的解釋。
就以一個筆者所經歷的例子來說明。在好幾年前，我曾向一群工運團體參與者提出這樣的質問，為何我們要花那麼多的心思關切國營事業民營化的問題？國營事業員工並不是處境最差的台灣勞工階級(相反的說法倒比較接近真實)，即使民營化了，他們的各種勞動條件仍是比其他相近的民營部門勞工更好。的確，國營事業工會是台灣工運的主力部隊，但是由於他們的份量，使得工會運動的重心一直放在反民營化，而不是組織仍沒有工會的勞工，更遑論強化跨部門勞工階級團結。沒有台灣工運團體不反民營化，他們的理由包括了反對圖利私人資本、反對公共設施私有化與商品化、民營化並不是提升經營績效的萬靈丹等。但是我曾質疑，在這些理由背後其實隱藏了一個未被察覺的物質因素，亦即是資源依賴。台灣的工運團體需要國營事業大型工會的資源挹注，因為只有後者才具有人數眾多、而且可以指揮動員的會員群眾，也有相當可觀的經費預算。工運團體舉行遊行，需要擺出規模可觀的隊伍；平時的募款活動，更需要工會的大力贊助。在這種情況下，工運團體與國營事業工會關係密切並不令人意外，工運團體會將國營事業員所切身關心的民營化視為最重要議題，也因此是可以預期的。但是當我表述了這樣的想法之後，我卻遭受到工運界朋友的一致否認。他們認為，許多國營事業工會的自主化是他們所參與協助的成果，怎麼可能反過來依賴工會？有些朋友認為，主打民營化是因為那是當紅的勞資糾紛議題，可以用來突顯勞工的政治訴求。在筆者看來，這些反對理由並不能夠說服我，因為工運團體協助工會自主化的歷史並不能否定後者仍是比較有錢有人的事實，此外，運動議題的存在與否，也是由工會與工運團體所建構出來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地即是如此。筆者並沒有要堅持資源依賴說是正確的，由於種種的理由，我並沒有將這個想法寫成文章。但是那一次的意見交換卻帶來了一個新的啟發，運動參與者習慣於將自己視為主動的，他們是基於某種理念，應因某個時勢，才採取特定的行動。他們很難接受這種的思考方式，他們的集體行動有可能是源自於某個看不見的結構性因素，他們認為的獨立選擇其實沒有太多的自主性空間。換言之，運動者並不是不了解自己所參與運動，實際上的情況是他們知道到的永遠比研究者更多，問題在於他們很難採納另一種的認知觀點。
Mills(1959: 211)強調，社會學想像即是一種「能在不同觀點之間轉移的能力」。一旦採取了新的觀察角度，同樣的現象也會出現不同的意義：已往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開始變得神秘而不可理解的、具有必然性的事物成為了偶然的。知識技藝講求這樣能夠反覆不斷將研究對象相對化的能力，破除一切固著化的認識方式的勇氣，就如同Mills(1959: 214)所比喻的，「試著讓你的心智成為一個移動中的三稜鏡，儘可能從多種的角度來捕捉光線」。如此一來，更有原創性的論點有可能因而浮現出來。
在《綠色民主》的第三章中，我重新探討了1987-1990年的後勁反五輕運動。反五輕運動有可能是台灣環境運動中，被研究最多的抗爭案件，已經有許多本碩士論文是專門以這個個案為對象。在博士論文的寫作階段，我一開始並沒有想要再特別收集反五輕運動的資料，我認為既有的研究文獻已經相當足夠了。到了2002年，由於筆者進行高雄煉油廠工人的田野研究，我開始有機會進入到後勁社區，因為有不少的工人其實就是住在後勁，他們也或多或少與十幾年前的那場大抗爭有關係。我開始試著接觸當初領導反五輕運動的地方人士，其中有些人還因此被判刑入獄。結果我很意外地發現，大部分後勁居民並沒有認為那是一場「失敗」的環境運動。儘管他們受到國家暴力機器的強力鎮壓，五輕也在1994年開始運轉，但是不可否認地，由於中油投入更多的防污設備，地方環境品質有明顯改善，優渥的回饋與睦鄰方案也提升了社區生活的物質條件。社區領袖對於過去的抗爭感到驕傲、光榮，但是對於政府的打壓，甚至於自救會的被迫解組，卻沒有太多的怨言。後勁人的自我認知是與外界中產階級環境人士的看法有明顯地差異。在筆者所讀到的文獻中，一位環境法學家曾批判，高額的回饋是迫使地方民眾「出賣環境權」，另一位環保聯盟的教授會長也曾說，五輕動工是「他任內最大的挫敗」。為何會出現這樣南轅北轍的觀點？這裡所出現的觀點歧義是引發我持續追問的線索。
我後來找到了Robert Weller, Hill Gates等人類學家對於台灣宗教的探討，他們強調民間宗教長期以來是與國家處於緊張的關係。統治者常以迷信、粗俗文化、鋪張浪費等理由對於宗教儀式進行限制或管制，民間宗教意味著以社區為中心的地方主義，其信仰組織也構成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動員網絡。在先前的作品中，許多研究者都指認出民間宗教在反五輕運動中的重要性，提供了資金、聚會場所、抗爭儀式等資源。但是從更深層的面向來看，民間宗教的作用不只是資源，它同時也定義了反污染抗爭的目標。民間宗教義意味著社區內外的區分，以及內部成員的團結。與其說反五輕運動的出現是因為污染的加劇，不如說是興建五輕的外來威脅構成了一個重新提振社區團結的時機，居民的種種抗爭行動等於是在維繫既有的社區傳統內聚力。因此，只有對於外在的環境人士而言，是否能夠成功地阻止五輕才是唯一的判準；對於後勁居民而言，在關鍵時期表現出團結一致才是最重要的。此外，從長期來看，傳統民間宗教「保佑鄉土」的觀念也提供另一套詮釋運動後果的方式，各種新增加的睦鄰與回饋措施開始被視為是居民團結的回報。
如果我這樣的解讀是可以被接受的，那麼許多促成台灣地方環境抗爭的文化動力並不是所謂的土地倫理、環境價值、環境權意識等，而是傳統的社區認同。這種認同最大的特色在於地方主義與特殊主義，它能夠激發社區居民保護自己環境的強大動力，但是同時也阻礙了他們去關切社區範圍以外的議題，以及使得社區以外人士無法參與。很顯然，這樣的社區認同是與現代環境主義所強調的普遍主義是扞格不入的。當後勁居民提出「我愛後勁、不要五輕」的訴求，中產階級環境人士所看到的是土地倫理的在地實踐，但是其更傳統主義的元素，卻是被忽略的。
透過上述的例子，筆者想要指出的是知識技藝是需要靈活運用不同的觀點，比較其觀察差異，並且從其中建立一個自己可以接受的立場。我們不能期待社會學作品提出某種前所未知的新發現，但是知識技藝的產物應該能夠揭露沒有被認真看待的面向、提出另類詮釋可能、指認出原先被認為不相干的事物之隱藏關係，一句話，亦即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連結不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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